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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文初:审思近代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之旗
发布时间:2021-09-09        

  本文摘自邓文初:《民族主义之旗——革命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》,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,标题为编者所拟。注释从略。

  在近代中国,其革命的结果却正好与革命者的梦想相反,它并没有造成一个光荣的中国,使人民幸福,反而将中国推进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动荡之中。革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。

  武昌首义的远因即在铁路国有政策,清政府以借外债的卖国方式推进铁路国有化运动,导致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。如果说,四川保路运动是一场维护国家权益的民族主义运动,清朝政府崩溃的原因之一就因为违背了国家利益,民族主义革命因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。革命者只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,揭竿而起,行革命之大义。但革命一旦发动,就不会以革命者的意志为转移,革命动员时所宣布的一俟临时共和政府成立,则财政无忧不继,因有外债可借因满清借债之弊窦,第一则丧失主权,第二浪用无度,第三必须抵押。若新政府借外债,则一不失主权,二不用抵押,三利息甚轻。 此时却不得不作为理想抛掷脑后,革命军事行动所需费用、临时政府行政费用、维持秩序之费用、甚至革命党中的会党分子如沪军都督陈其美等人,借机恣情肆意、挥金如土所需的费用,在在需款孔亟。借外债、索民财、抵国权、割国土等等公开、秘密行动也就势所难免。革命一旦发达,成功便是唯一目标,为达此目的,也就顾不得革命初始动机出于爱国,革命本身的目的在回护国权。革命要成功,自然要财政支撑,财政来源无他,只有借外债一条途径,但即借外债,就必受制于人,一不失主权,二不用抵押,三利息甚轻的梦想,也就必然让位于现实政治的利益交换原则。此时,以革清政府之命为己任的革命党,就走上了一条比清政府更为离谱的出卖国家利权以换取外债的道路。语曰,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,宁不信欤!

  政治斗争遵循实力较量的游戏规则,政府亦然、亦然;革命亦然,反革命亦然。而权力争夺的致胜关键,又在对财源的控制,谁掌握财源,谁就能从博弈中胜出。这样的规则对于角逐的任何一方,都将是铁面无私,不为皇亲国戚的威权所动,也不因革命者的理想而变。清朝政府必须遵循、袁世凯必须遵循,孙中山同样也得拜服在这种铁律的脚下。尽管孙中山面对中外记者时宣扬:革命不在于金钱,而全在热心,吾此次回国,未带金钱,所带者精神而已。 但他在发布这样的宏论之前,却始终在海外寻求援助,为得资金,甚至不惜出让国土满蒙。辛亥革命一爆发,让渡利权以筹外债,自然也就在所难免。

  面对财政匮乏这样的实质性问题,民族主义的精神号召是没有效力的。这一点,孙中山与他的临时政府军用公债的发行结果已经证明。国家财力有恒,而百姓积蓄有定,并不因民族主义激情能凭空增长,也不因军事强势的逼压就能无中生有。革命所耗一多,则生存所要必少;军事投入既巨,则生产投入立紧。这样的逻辑,不会因为革命而顿失效力。

  其实,无论是清政府的割让租界、铁路国有,还是孙中山的出让满蒙、抵押民产,究其实质,同样是损害国家的利权,但如果追索其原因,却都不是出于卖国动机,而是因为国力孱弱、国家贫困的制约,所谓途分两歧,道出一源。但在革命史学的道德审判中,割让租借、铁路国有等政府行为,则被放在行为--结果的分析模式中,只关注其丧权辱国的政治后果,加之以卖国罪名。而出让满蒙、抵押民产等革命党行为,却被放在动机--行为的分析模式中,只关注其救国革命动机的纯正性,而抹杀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,革命者的行为,也就每每被赋予爱国的美名。这样的逻辑,大约也只能算是革命党人的逻辑了。不过这一回,当革命党由反对派转为临时执政者时,他们面临的困境就与他们要革命的对象,清政府的困境处在同样的境况中时,革命者不得不出以让国家权利、损害国家命脉的方式来维持一个临时政府,于是,革命者的逻辑,现在反过来加诸革命者自身,jk02开奖现场香港开奖,卖国的罪名,也就不可避免的落到了革命者与孙中山的头上。

  这也是近代中国百年以来政治史上的一个循环不已的怪圈。革命者以打倒卖国贼的名义革命,而一旦革命成功,革命者执掌政权,革命者却面临着与其革命对象所处的同样的困境,这自然是国力使然、时世使然,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使然,国家贫困使然,这样的问题不会因为革命者掌握政权而自动消失,解决之惟一途径,是经济建设、是国家的现代化变革。但革命者在反思这样的结局时,却认为是革命不彻底有以致之。因此,在革命失败之后,准备以更大的、更彻底的革命以求根本解决。 于是,就在这样的理想与现实的背离中,革命周而复始,循环往复,民族主义革命导致国家利权损失,国家利权损失又进一步引发民族主义革命,如此革命、继续革命、再继续革命,以至将革命进行到底,其结果是将中国薄弱的国家工业基础、微弱的资本积累、孱弱的国内秩序一一打乱,破坏殆尽,摧残到底,而积半世纪之久摸索出来的现代化道路,也在这样的革命中被强行扭转,奔入歧途,国家的经济命脉也被一步步断送到外人手中,政治随着受制于外人。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,被称之为滚石头下坡的政治 (殷海光语)、 被称之为政治退化论(陈寅恪语), 也就势所难免了!

  早在1903年时,梁启超就反对以革命方式来改革政治,但他的笔底激情终究无法抵挡革命狂欢。1915年,在经历了二次革命、三次革命之后,袁世凯的帝制革命(梁启超语)又开始启动,这时的梁启超在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》中对革命再次提出批评,说:吾友徐佛苏当五六年前常为我言,谓:中国势不能不革命,革命势不能不共和,共和势不能不亡国。吾至今深味其言。欲求所以祓除此妖谶者,香港黑马堂论坛而殊苦无术也。 革命推翻了君主制,迎来了更为专制的袁世凯政权与更为混乱的军阀割据,这些,在革命者眼中,并不是自己的责任,因而,他们又要以更加激烈的革命去实现一个理想,但在梁启超看来,革命本身就是革命的原因,是革命者制造了社会动乱,而革命者又为这样的动乱而起革命,于是,中国社会始终处在动荡之中,梁启超连用了14个忽而表述中国社会种种制度变迁引发的混乱: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,忽而满洲立宪、忽而五族共和、忽而临时总统、忽而正式总统、忽而制定约法、忽而修改约法、忽而召集国会,忽而解散国会,忽而内阁制、忽而总统制, 忽而任期总统,忽而终身总统,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,忽而催促制定宪法,大抵一制度之颁,行之平均不盈亏半年,旋即有反对之行制度起而推翻之,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,政府威信,扫地尽矣。

  在梁启超看来,革命者之革命,不仅是因为制度不良,尽管这是原因之一。更主要的是,在革命者眼中,先树立了一个绝对理想,在这种绝对理想关照下,一切制度都不会使人满意,于是革命起来,一浪接一浪,为绝对之理想而革命,便成为中国政治困境之源。

  梁启超说: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,而惟以已成之实事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;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,取舍于期间,宁非天下绝痴狂之事?仅痴狂犹未足以深病也;惟于国体,挟一爱憎之见,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,以求与其爱憎相应,则祸害之中,与国家将无已时。

  指出革命(指国体改变)者的思维模式所在,从而批评革命者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荒谬,这种指责,已经接近曼海姆在《保守主义》中所提出的问题,可以说,它与当代思想界中对启蒙理性、对政治浪漫主义、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一样,触及到政治问题的内在规律。 他们都强调事物(包括政治)有自身的逻辑,须循乎自然途径,而不能强制。不妨再在这里摘引梁启超他的原话为证:

  十八世纪之学界与十九世纪之学界,有一绝异之趋势焉,不可不察也,即十八世纪偏于主观的研究,十九世纪则群趋于客观的研究是也。主观的研究者,谓真理存于吾心,客观的研究者,谓真理存于事物之自身。谓真理存于吾心,则凭吾意力之自由,可以发见所谓自然法则 者而应用之以改良社会国家。谓真理存于事物之自身者,则知事务所以成长发达之理由,一皆备于其内部,自然而然,非可强制。客观的研究何?即历史的研究是也。

  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,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,此征诸学理有然,征诸各国前事亦什九皆然也。 梁启超在提出这样的历史规律时,曾经颇为自负但又充满悲哀地说:十年之后当思我,举国犹狂欲语谁?吾生平之言亦多矣,大抵言之十年之后,未有不系人怀思者。然非至十年以后,则终无道以获国人倾听。其为吾之不幸耶?其为国家之不幸耶?呜呼!吾愿自今十年之后,国人毋复思吾今日之言,则国家无疆之休焉耳。

  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,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,梁启超不幸而言中,中国革命在他说出这段话之后,又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,而革命思维模式却在21世纪的今天尚未得到清理,梁启超的十年之后当思我的自负,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检验后,看来还值得记取,这,是梁启超之不幸呢?还是国家之不幸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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